在我国传媒业铺天盖地进入转型期的今天，回头一看那些夭折在传媒业妊娠期里的纸质媒体，并联想到雷打不动的广电媒体。我们愈发认识到，传媒业的技术能力已经准备到位，缺位的无非是利用技术进行新闻产品生产的施工员——记者。

新旧媒体形态无论进展怎样的更替效果，无非还是那些人用相同或者有别的方式在进行着另一种姿态的重复。近年来，考究传统媒体向新型媒体转型的过程中，多半的方式有两样：一，传统媒体的人力技术转移新型媒体；二，新型媒体的产品生产索取传统媒体。试看当下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大融合进程，以今日头条客户端为例，其大部分有价值性和公信力的信息源头都来自于传统媒体，尽管在2016年今日头条客户端39万媒体账号中公媒体只占有9万席位，但由此引发出来的自媒体时代信息危机已经八方起火，相关部门的“灭火”行动进入了正在进行时。

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生产大权并没有被稀释，反而在引导信息正面发展中任重道远。理由很简单，从一个数据就可以一言以蔽之，即去年八月份《南方周末反侵权公告》披露其稿件中每个字的生产成本是12元。可以断言，在技术已经无可挑剔的信息年代里，人才的转型是成了关键要素，而传媒业的人才集合体，归根结底来说，还是记者本身。

但不得不说，传统记者的新闻产品生产流程，却免不了披上“三件套”。

一，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

第一类记者归纳为“半路出家”型和“老成谋国”型。当下有许多记者，一辈子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，遭遇了很巧合的机会，进入了记者这个行当，抱着“新闻无学”的规律从模仿开始，照着葫芦画个瓢，日积月累，成了“名记”，并开启了“传帮接代”的效应。另有一种是“老成谋国”型记者，满纸官腔套话，提笔章法模板，把“天马上就要黑了”写成“夜幕降临”才安心，用不惯“然而”，总觉得“但是”才正确。通常的情况是：这样才对，那样就错了。

二，用别人的材料写自己的新闻

我们的传媒业存在最多的记者，就是此等第二类。凡新闻生产，必须要有材料方案，否则难以成品。可是，一但有了材料，又往第一类记者队伍里钻，循环成“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”。

三，拿自己的材料写自己的新闻

第三类自己天马行空，脱离材料，通常集中在刚毕业的新闻学子那里，自以为有新闻专业主义，走自己的一套。走着走着，走进了“拿自己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”的死胡同里去，最终返回“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”角色里。

以上传统记者“三件套”，归根结底还是一条龙：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。久而久之，读者心目中不知不觉形成了没有新意、缺乏思考、司空见惯、千篇一律等新闻产品标签。最后，但凡有出现稍有创意的新闻产品，都能刮起一阵美谈之风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，新闻产品的生产逐渐从传统的手工雕琢变成现代的工业生产。新闻产品生产线逐渐被业界采纳，近年来异军突起的“机器人记者”，正是这种观点的有力散布。2015年九月份腾讯财经频道作为国内第一个“敢吃螃蟹”的勇士，掀开了了国内“机器人记者”先河。此后，不止是新型媒体，就连新华社、南方系等强势传统媒体也拥有了自己的“机器人记者”，舆论的漩涡在传媒海洋里滚烫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，“机器人记者”的兴起带来的侵权问题又成了一道漩涡滚烫在传媒海洋里。

倘使拨开云雾看泰山，换个角度去思索这里面的美妙之处，意味无穷。

毫不客气地讲，就算没有“机器人记者”，当前传媒机构里，有如“机器人”一般的记者有几多呢？答案是不可预估的。诸如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新京报》等南方系或伴有南方系影子的主流媒体一样，敢于发表“反侵权公告”的媒体少之甚少，明显暴露出来的问题直指当前传统记者。如果要问，哪一位传统敢站出来扬言“我的新闻产品都是自己精雕细琢出来的”，那无疑在上演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闹剧。

今年七月，人民网发出“文章不会写了吗？中国人不自信了吗？文风是小事吗？”三问浮夸自大文风，引发业界学界一片哀鸣。从另一面看，这无疑发出一个强大的信号：传统记者的危机愈演愈烈。

正当传媒业在思考纸质媒体是否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之时，我们不禁思考，该死的当真是纸媒吗？如果一个朝代的覆灭要归罪于其不思进取的封建保守主义，那么真印证了那句话：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。

那么，试想一下传统记者的“三件套”，当前传媒业的转型窘况就不言而喻了。但是，在建设“县级融媒体中心”的伟大号召之下，传统记者的“三件套”还能吃香喝辣吗？答案是不破不立。天网恢恢，只有那些舍得住孩子的猎人才能套得住狼。

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，全媒型人才已经成为当下传媒业如饥似渴的香饽饽，但这或许只是一种寄托。对“什么都会”这四个字的理解，曾国藩的“通儒”之路尚未走完，谁又敢说自己是全媒型记者呢？具体来说，集采编制播于一身的记者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。何出此言？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记者成为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“通才”，经济政治社会地理科学都要精通超人，这不是在鸡蛋里找骨头吗？

当下，最要紧的，不到不是去想怎么培养全媒型人才，而是要怎么把好传媒这艘船的舵。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对于新闻学的理解是，在理论上只有好坏之分，在政治上只有对错之分，却没有能够将理论上的好坏与政治上的对错有机地结合起来。这不仅困扰着传媒业的发展，也绊了传统记者前进的大脚。那么，什么是理论上的好坏，什么又是政治上的对错么？

新闻产品要服务群众，在群众路线中辨别优汰，这就是好坏。新闻产品要服务政治，在政治角斗中确定敌我，这就是对错。明确了这两点的根本性关系，就能准确把握好新闻产品的好坏与对错。那么，群众路线与政治角斗又是怎样的关系呢？在“政治家办报”思想的指引下，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，这不是对立关系，而是统一关系。好坏与对错，就是在群众路线中进行阶级斗争（政治角斗）的关系。

明确了这个关系，就能顺应地知道，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就是坏的、错的新闻产品，为了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就是好的、对的新闻产品。

所以说，在传媒业改革和新闻界变革之中，传统记者的跟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我们的传统记者还在操持着“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”手法，并引以为豪，那么，业界的进程又从何谈起呢？

于是，抛开“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”这份手艺，又将如何开展新闻活动呢？当前，新闻已经被重新定义，这是业界和学界罕见的共鸣。怎么理解“新闻已经被重新定义”这句话呢？显而易见，新闻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越新闻本质，或者说，我们一开始就搞错了新闻本质与新闻特征的关系。打个比方来说，有一个为官者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的新闻，或摆官架子，或占有资源，或仗势欺人。这些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新闻，既是古已有之，也并非于今为烈，长期存在的社会黑暗现象，但其社会性值得我们思考，为什么我们进入文明国家建设之后，还是会出现这种乱象呢？也就是说，其社会性已经远远大于其新闻性，更准确一点地讲，其社会性是根源，新闻性是现象。

因此来说，传统记者在传媒业转型的这场洪涛之中，任重而道远。任重就在于，如何传递正能量，弘扬好声音；道远就在于，这是一场坚持不懈的长期艰苦斗争。所以，在发掘社会正能量之中，是一件很细致入微的工作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，不能一蹴而就。

那么，该选择怎样的姿态去打碎“拿别人的材料写别人的新闻”这个老古董呢？这个应该是媒体转型中最大的困惑，特别是中国传统记者最艰难的困惑，是“要想揭下来，除非伤筋动骨扒皮”的困惑。

（作者系媒体人 梁如金）